點贊不等于喜歡,自信不等于正確,這屆網民的內心戲真是復雜

2019-07-04 13:34 稿源:全媒派公眾號  0條評論

互聯網、上網、網購

聲明: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騰訊傳媒,授權站長之家轉載發布。

吃瓜群眾永遠不會寂寞,網上沖浪永遠不怕平淡。

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有意無意地為“謊言”披上了事實的外衣,比如泛濫的社媒假新聞,視頻黑科技Deepfake等等,把原就五光十色的互聯網世界照得更加撲朔迷離。

實際上,互聯網對我們掩藏的謊言遠不止上述幾種。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啟動謊言探測儀,偵測互聯網向我們發出的迷惑信號。

心形按鈕不等于喜歡

“為什么我發自拍都 23 分鐘了才 30 個贊,我真實地在朋友圈過氣了。”某網友在微博感嘆道。

沒有人不喜歡被贊的感覺。在發布了一條自認為有趣的內容之后,我們就端坐在鍵盤前等著一個接一個的點贊提醒推送到我們的屏幕上,就像是剛剛分娩的母親期盼著整個世界能夠溫柔得對待這個新生的孩子。

我們都了解,這是多巴胺在作祟。它就像可卡因一樣刺激著我們的神經,誘發情緒的海嘯,感受著虛擬世界反饋給我們的虛擬的愛和歡喜,擁抱住身邊環繞著的幸福的精靈。

但當我們走向另一塊屏幕,成為決定點贊的閱讀者,我們的真實想法又是什么?是字面意義上的贊嘆嗎?是愛心形狀代表的喜歡嗎?是大拇指指代的鼓勵嗎?這似乎是一個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點贊是 21 世紀網絡世界的通用貨幣,就像是現實世界中的美元一樣,唯一的區別在于,在網絡世界里,點贊(貨幣)是無窮無盡沒有限制的。在點贊經濟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夢寐以求的億萬富翁,點贊這個行為是消費打賞,也是慷慨的捐贈。

一開始,我們還沒能適應網絡新世界的運轉規則,對于點贊貨幣的利用非常吝嗇,斟酌之下給出謹慎的一個贊。當時,一位舊金山的科技報道記者舉世獨立,他以“點贊無時差、無理由、無區別”在圈內聞名。“我的喜歡有點泛濫”,他在接受Medium的采訪時說。站在今天這個時點,這種不節制恰恰是現在的主流,就像是急劇擴張的通貨膨脹一樣。

正因如此,如果一個人沒有及時點贊,他的行為可能會被過度解讀為不關心,不贊成。為了減少朋友之間的無端猜測,打消他人對你的過度解析,閱讀者要做的是慷慨分發手中的點贊貨幣,“不分青紅皂白”地點擊點贊按鈕。

從某種意義上講,點贊這種行為就像是交換禮物一樣。我在點贊他人的同時,下意識地希望對方能夠回贈我一個贊。Mashable記者Chris Taylor表示,“如果我母親發了十條ins,而我一條都沒點贊,我就等著收到她打來的電話吧。因為我沒有辦法拒絕接受他給我每條ins的點贊,因此我擺脫不了回她一個贊的義務。”

以上所說的都是小規模的點贊量,有時候,受眾會碰到點贊量巨高的內容,比如一則總結全面,內容中肯的政治危機分析文章。面對成千上萬的點贊量,我們手中握著的一點贊顯得有些杯水車薪,這時候我們會轉向評論、轉發區,給那些你贊同的、你覺得被低估的言論積累一些資本。閱讀者的點贊并不是單純的贊同,更像是為這些言論積蓄能量,幫助它們在評論區的排名斗爭里勝出,就像是粉絲控評的操作一樣。

而有時候,點贊只是為了讓信息流更加個性化。眾所周知,算法“控制”著我們的社交媒體,比如Facebook、Instagram、微博都是以算法來調整信息流的順序,而不是時間順序。為了盡可能得將信息流打造成我們喜歡的樣子,受眾本人也需要付出一些努力:點贊某個人的內容越多,同個人、同類內容的出現頻率越高。

面對點贊經濟的通貨膨脹,加拿大作家Elan Morgan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我不是建議大家直接退出社交媒體,這太激進了,我覺得淡化點贊按鈕,不再點贊會更好。”雖然再也不點贊的你會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在即將到來的“無贊時代里”你一定會收獲一個古老的大拇指。

大聲說話不一定是底氣足

“權游是部爛片!”“張若昀和唐藝昕是愛情的代名詞!”“每天跟我這么做改變你的一生!”幾乎每一天,我們都能看到類似的,態度強硬的表達,源源不斷得,來勢洶洶,不容辯駁。但真相如此嗎?

事實上,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網民慢慢丟掉了“IMO”(在我看來)的謙遜前綴,習慣于以爆棚的信心來陳述自己的意見,甚至讓閱讀者都不加思索得相信了這些說辭,即使這些話的背后并沒有事實根據。這是因為“情緒上的確定性和某個觀點的說服力往往聯系在一起,無論這個觀點是內在的、主觀的,比如最喜歡的電影是什么,還是客觀的、可驗證的,例如地球是不是圓形的。斯坦福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Zakary Tormala說。

社會心理學家Ellen Langer也曾在 1978 年做過一個經典的研究,表明了一句話的表達方式對人們的理解方式有巨大的影響。比如特朗普之類的從政人士常常使用“相信我”“我會做”之類的確定性論證語,而不是“我覺得”、“我試著”之類的商量語氣,以《紐約時報》為語料,政治人士使用“我知道”的頻率是“我認為”的兩倍,“我相信”的 5 倍,“我感覺”的 20 倍。

也就是說,一句話背后毫無來由的自信感能夠成為這句話可信的全部理由。但是自信感從何而來?

自信滿滿得胡說八道是因為這讓我們一本滿足,而這正是人類不懈追求的感情。內容的轉發、評論、點贊都是對原Po主的多巴胺獎勵,在這種訓練下,我們自然而然得認為自信幫助我們獲得了互動量,獲得了愉悅的感受。

在“后專業時代”,自信心就像是嗓門,嗓門越高,聽起來就越可信。Tormala說,“如果我們對一個話題知之甚少,就會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傾向:有底氣的人都是對的。”在用大嗓門把自己塑造成權威之后,每個人都能收割流量,收割贊美。就像是作家Isaac Asimov吐槽的那樣,“我的無知和我的知識一樣厲害。

想要在這個時代生存,我們需要確立一個原則,在三人成虎的傳統里作出自己的判斷。自信不等于正確。不能僅僅因為有人自信得表達了一些觀點,我們就確信這個人知道自己在說什么,更不能確定他說的一定是對的。我們作出判斷的依據應該是可靠的來源,而不是“他/她(們)說”。請時時牢記,“也許事實是這樣,但他們不是我,我要自己找真相。”

互聯網的“我”不是我

“你在互聯網上有戴面具嗎?”不出意外的話,也許我們都很難在互聯網這塊匿名的領土里找到另一個真實的自己,比如“在看”一篇根本沒有看完的文章,精修一張沒有人認得出的照片,包裝一些沒有體驗過的經歷,我們或多或少在這里撒謊,為了“人設”二字赴湯蹈火。互聯網說過的最大的謊言就是我們塑造的自己。

有時候我們撒謊只是為了迎合這個新世界的要求,或者說邁過一些門檻,比如年齡。英國廣告標準管理局在 2013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3%的11- 15 歲兒童至少注冊了一個虛假年齡的社交媒體賬戶。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英國61%的兒童在 12 歲時就擁有了自己的社交媒體賬戶。這種謊言,就像是未成年人為了買到酒精而偽造了一張身份證一樣。但不同的是,偽造年齡這件事有家長的支持。

2017 年的英國調查顯示,60%的家長支持孩子通過編造年齡來注冊社交媒體。也許有些人會無法理解,既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這種程度的撒謊何罪之有?如果我們在最開始接觸社交媒體時就被教導,如果撒謊可以讓我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那這種方法可取,那么我們我的謊言就會源源不斷地在這片領域里產生、發酵。

我們可能會對自己的體重撒謊, 2008 年約會網站Match.com調查了 80 位用戶的體重資料,發現他們傾向于虛報體重;我們可能會在書籍閱讀的標記上撒謊,只為了自己的形象更加聰明;我們可能會在瀏覽新聞時撒謊,只為了和別人有茶余飯后的談資。慢慢地,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謊言會侵蝕最基本的真相和真誠,我們會習慣于掩藏自己的真實,用無關緊要的日常來搪塞他人無關痛癢的互動。

有時候,我們撒謊是受到多巴胺的驅動。當某個主題的內容的互動量特別高時,我們會重復著發布這一主題的相關內容;某種人設特別走紅時,我們會無意識地把自己向那個方向掰扯,在一次又一次擰巴的博關注里,我們用一樁又一樁籬笆框出了一個又一個團體,尋求一個又一個簡單的詞匯來定義自己的類別。

不過,這些簡單、利落的區分方式忽略了我們作為個體所具有的粗糙又古怪的邊緣。團體的表現總是單一,我們在團體里給自己固定了刻板印象。Mashable記者Morgan Sung說,“我發現很多二代美國人都在努力得將父母的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里,但是,會把亞洲人這個身份簡單等同于喜歡波霸,但我就不喜歡,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奇怪。”

也許這是互聯網發展的必然,就像MP3 會省略一些細節來把音樂壓縮成能夠快速傳輸的大小一樣,互聯網正試圖把人類文化壓縮成基于文本、照片、音頻、視頻的媒體形式,但是缺失了細節,推遠了兩端。正是因為社交媒體、新聞內容中無處不在的觀點爭議,我們不得不向同類團體尋求棲身之地。

出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另一個我在互聯網上誕生了,或如魚得水、或窮困潦倒地生活著,但是生活只是假象,這只是互聯網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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